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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梅直讲书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馀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译文

我每次读到《诗经·国风·豳风·鸱鸮》,读到《书经·君奭》,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等到读了《史》,才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断绝,并与颜渊、仲由等学生互相问答。孔子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理想,但孔子和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凭召公的贤能,管叔、蔡叔的亲近,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呢?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光凭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啊! 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就像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欧阳公交游,并且和他共同议论文章。从那时起,我日益成长,才能够读先生们的文章词赋,想象出先生们的为人,领会到先生们潇洒地摆脱世俗的快乐,而陶醉在自己的快乐之中。因为我当时刚刚学做诗赋骈文,想求得微薄的俸禄,自己估量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进见诸位先生,所以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求教。 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查我们。我没有想到自己,竟得了第二名。后来听说,先生喜欢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风格,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不作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因此我能留在及第的行列里,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推荐,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一下子竟成为知己。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那也很值得自负了。如果凭一时的侥幸而得意,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使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又怎么能代替这种快乐啊!《左传》上说:「不埋怨天,不责怪人」,因为「从容自得啊,能够度过天年」。先生名满天下,但官位不过五品,面色温和而不恼怒,文章宽厚质朴而没有怨言。这必定有乐于此道的原因。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诲啊。

赏析

这篇酬谢书选自《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梅直讲,即梅尧臣,字圣兪,曾任国子监直讲(辅佐博士的一种官职)。宋仁宋嘉佑二年(公元1067年)苏轼进士及第,当时的主考官为欧阳修,参评官为梅尧臣。苏轼因为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赏识,得以跻身仕途,而后参加在礼部欧阳修列席的宴饮,写了这篇酬谢书向欧、梅二位表现酬谢之情,感念知遇之恩,也抒发了「士遇知己之乐」,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抱负。。文章旁征博引,文意雄阔,是向举荐之人陈情的上佳之作。

赏析2

《上梅直讲书》是苏轼在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后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信。这封信不仅是对梅尧臣的致敬,也是苏轼对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次深刻反思。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引用和对比,苏轼表达了他对“道”与“德”的理解,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态度。

1. 周公与孔子的对比

苏轼首先引用了周公和孔子的故事。周公辅佐成王,虽然位高权重,但却遭到了管叔、蔡叔等人的诽谤,最终被迫出逃。而孔子一生困厄,尤其是在陈、蔡之间被困时,弟子们仍然弦歌不绝,颜回等人还安慰孔子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苏轼通过这段对话,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真正的“道”并不在于外在的富贵荣华,而在于内心的坚守和自得其乐。

苏轼认为,周公虽然拥有富贵,但真正能够与他分享这份富贵的人却寥寥无几;而孔子虽然贫贱,但他身边围绕着的是天下的贤才,他们彼此之间的精神交流和共鸣,远比物质上的富贵更为珍贵。因此,苏轼得出结论:“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

2. 欧阳修与梅尧臣的影响

接下来,苏轼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尧臣对自己的影响。他小时候就知道欧阳修的名字,并将欧阳修比作古代的孟子和韩愈。后来,他又得知梅尧臣与欧阳修交往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苏轼对他们的文章和为人充满敬仰,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快乐,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苏轼提到自己年轻时曾学习过对偶声律的文章,只是为了求取微薄的俸禄。然而,当他来到京师后,发现自己并没有机会见到这些大儒。直到今年春天,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意外地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苏轼认为这是梅尧臣和欧阳修对他文章的认可,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的帮助或关系。这种认可让他感到无比欣慰,仿佛多年来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3. 对“道”的追求

苏轼在这封信中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人不应该追求虚浮的富贵,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贫贱的生活。真正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道”,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追求这一“道”。苏轼引用《论语》中的“不怨天,不尤人”,表达了他对命运的坦然态度。他认为,只要能够追随一位大贤者,成为他的门徒,就已经足够了。即使没有显赫的地位或财富,也能够从中获得真正的快乐。

最后,苏轼称赞梅尧臣虽然名声满天下,但官职不过五品,且面容温和,文章宽厚敦朴,毫无怨言。苏轼认为,梅尧臣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心态,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道”,并在其中找到了乐趣。苏轼表示希望梅尧臣能够告诉他更多的道理,以便自己也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道”。

总结

《上梅直讲书》不仅是苏轼对梅尧臣的致敬之作,更是他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通过对比周公与孔子的不同境遇,苏轼表达了对精神追求的重视,认为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的充实和对“道”的坚持,而不是外在的富贵荣华。同时,他也通过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表达了对欧阳修和梅尧臣的敬仰之情,认为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整篇文章充满了儒家的思想精髓,体现了苏轼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