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石门寺重送李尚赴朝时兼宗正卿

杨衡的《广州石门寺重送李尚赴朝时兼宗正卿》以石门寺为送别背景，将佛寺的禅意与仕途的庄严熔铸于五言律诗的骨架中，既延续了盛唐山水诗的清雅气韵，又暗含中唐士人特有的精神困境。诗中“象阙趋云陛，龙宫憩石门”二句，以“象阙”指代宫廷的巍峨，用“云陛”勾勒出通天之路的缥缈，而“龙宫”则借佛教圣地的意象，将石门寺的幽深与朝廷的威严并置。这种空间转换的笔法，既暗示李尚从隐逸之境重返权力中心，又暗含对仕途无常的隐喻——佛门清净地与红尘名利场的对比，恰是杨衡自身“隐居庐山”与“入幕岭南”经历的投射。

“清铙犹启路，黄发重攀辕”的意象选择颇具匠心。“清铙”本是佛寺法事的乐器，在此却成为为仕途开道的仪仗，这种宗教符号与世俗权力的错位，暗示李尚此次赴朝并非单纯的仕途晋升，更像是一场精神与现实的双重跋涉。而“黄发”一词，既指李尚年迈之态，又暗合《诗经》中“黄发台背”的寿考意象，将个体的生命状态升华为士人阶层的集体记忆。当垂老之躯再次攀上仕途的车辕，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喟叹，更是中唐士人“老而弥坚”精神品格的写照。

诗的中间两联转向对李尚形象的刻画。“藻变朝天服”以服饰的华美喻指其政治抱负的升华，而“珠怀委地言”则通过“珠”的珍贵与“委地”的姿态形成张力，暗示李尚虽怀瑾握瑜，却甘愿俯身倾听民间疾苦。这种将士人品格与佛教“慈悲”理念相糅合的写法，使李尚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官员的范畴，成为中唐士人“外王内圣”理想的化身。杨衡在此处巧妙运用了对比手法：朝服的“藻变”与言语的“委地”，一升一降之间，既彰显了李尚的政治智慧，又暗含对其不慕虚名的赞许。

尾联“那令蓬蒿客，兹席未离尊”以自嘲的口吻收束全诗。“蓬蒿客”是杨衡对自身隐士身份的认定，而“兹席未离尊”则通过宴席未散的细节，传递出对离别的眷恋与对仕途的复杂心态。这种矛盾心理在中唐士人中颇具代表性——他们既渴望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又难以割舍山水田园的精神寄托。杨衡在此处没有直抒胸臆，而是借“蓬蒿”与“朝席”的意象碰撞，将士人内心的挣扎外化为可视的场景，使诗歌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

从艺术手法上看，杨衡深谙盛唐诗歌的意象经营之道。他善用佛教元素构建诗意空间，如“龙宫”与“清铙”的并置，既保持了佛寺送别的场景真实性，又为诗歌注入了超现实的空灵气质。同时，他继承了杜甫律诗的对仗传统，“象阙”与“龙宫”、“清铙”与“黄发”的工整对应，使诗歌在音韵与形式上达到高度和谐。但与盛唐诗人不同的是，杨衡的笔触更显细腻，他通过“藻变”“珠怀”等微小物象的刻画，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个体的生命体验，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预示了中唐诗歌向内转的趋势。

此诗作于杨衡入幕岭南期间，其个人经历与创作背景密切相关。作为“山中四友”之一，杨衡早年隐居庐山，后因好友离世、仕途波折而南下广州。这种从隐逸到入仕的转变，使他对李尚的赴朝之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中“黄发重攀辕”的感慨，既是对李尚的敬重，也是对自身命运的反思。而“蓬蒿客”的自喻，则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隐逸生活的留恋。这种矛盾心态，正是中唐士人在政治理想与个人自由之间挣扎的典型写照。

在唐代送别诗的谱系中，杨衡的这首作品独树一帜。它既没有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的直白，也不同于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豪迈，而是以佛寺为舞台，通过意象的叠加与对比，构建出一个充满张力的诗意空间。诗中的每一个细节，从“清铙”的余音到“珠怀”的姿态，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选择与坚守的故事。当李尚的车辕渐行渐远，杨衡留在石门寺的不仅是未散的宴席，更是一个时代士人精神困境的永恒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