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赤松山观题道人水阁兼寄郡守
珠殿香軿倚翠棱，寒栖吾道寄孙登。
岂应肘后终无分，见说仙中亦有僧。
云敛石泉飞险窦，月明山鼠下枯藤。
还如华顶清谈夜，因有新诗寄郑弘。
珍珠般的宫殿散发着香气，乘坐翠车停靠在翠色的边缘，寒冷的季节里栖息在我的道路上，寄托于孙登。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仙人中亦有僧人？云收雾散，石泉从陡峭的山洞飞流直下，明月下，山鼠从枯藤上跌落。这情景就像在华山上聆听玄谈的夜晚一样美妙，于是写下新诗来寄托给郑弘。
唐末五代之际，战乱频仍，文人或隐于山林，或遁入空门。贯休的这首七律，以赤松山道观为背景，将道家隐逸情怀与禅宗空明意境熔铸一炉，在月夜泉声与枯藤山鼠的交织中，勾勒出一幅超然物外的精神图景。
首联"珠殿香軿倚翠棱"以华美物象起笔，却暗藏玄机。"珠殿"非指世俗宫殿，而是道观中供奉三清的鎏金殿宇，其上悬垂的香軿（车盖）与周围青翠山棱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金碧"与"苍翠"的碰撞，恰似道家"外丹"与"内丹"的隐喻——外在的修炼法门与内在的精神超越。诗人"寒栖吾道"的宣言，通过"寄孙登"的典故得以具象化。孙登作为魏晋隐士，长啸山林、拒仕苏门，其形象在此成为道家"心斋坐忘"的象征。贯休以"寒栖"自喻，既暗示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又彰显了精神上的孤高自守。
颔联"岂应肘后终无分，见说仙中亦有僧"直指唐末三教合流的思想潮流。"肘后"典出《抱朴子》，原指道家秘传的丹经，此处转化为对修道机缘的追问。诗人自问是否注定与仙道无缘，却转而听闻"仙中亦有僧"的奇谈。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暗合了当时盛行的"禅道双修"风气。贯休作为画僧，其诗作常流露道佛互渗的思维——道家追求的长生久视与佛教强调的涅槃寂静，在战乱年代共同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避难所。这种思想跳跃，恰如月下石泉，在险窦中飞溅出思想的火花。
颈联"云敛石泉飞险窦，月明山鼠下枯藤"是全诗最富张力的画面。云收雨霁后，山泉从嶙峋石缝中喷薄而出，其声如磬；明月高悬时，山鼠沿着干枯藤蔓悄然下行，其影如鬼。这种"动"与"静"、"声"与"影"的对比，构建出独特的荒寒美学。石泉的"飞"与山鼠的"下"，既符合物理规律，又暗含道家"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最险峻处往往有生机涌动，最枯寂时反而见生命跃动。贯休通过这种悖论式的描写，将道观所在的赤松山转化为检验精神纯度的试验场。
尾联"还如华顶清谈夜，因有新诗寄郑弘"将时空拉回现实。华顶指天台山主峰，是浙东唐诗之路上著名的清谈圣地。诗人将此刻的赤松山月夜，与记忆中天台山的玄谈场景重叠，暗示着精神追求的延续性。而"新诗寄郑弘"的举动，则暴露了其隐逸表象下的现实关怀。郑弘作为郡守，既是地方长官，也是可能的仕途引荐者。这种"身在山林，心系魏阙"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唐末文人"吏隐"的典型心态——在道观清修与世俗责任之间寻找平衡点。
贯休创作此诗时，正值黄巢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混乱期。诗中反复出现的"寒""险""枯"等字眼，既是自然景观的写实，更是时代氛围的投射。但诗人并未沉溺于悲苦，而是在道观清寂中发现了超越的可能：石泉的飞溅象征着生命力的顽强，山鼠的游走暗示着适者生存的智慧。这种在荒寒中见生机的审美取向，与同时期画家荆浩"图真"理论中的"气韵俱盛"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五代文人面对乱世的独特精神应对方式。
当月光再次照亮赤松山的石泉时，贯休的诗句已化作山间清风，穿越千年时空。那些关于道与佛、隐与仕的思考，依然在枯藤新绿间低语，提醒着后世：真正的精神自由，不在于身居何所，而在于心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