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夜闻雁寄南十五兼呈空和尚
晚节闻君道趣深，结茅栽树近东林。
禅师几度曾摩顶，高士何年更发心。
北渚三更闻过雁，西城万木动寒砧。
不见支公与玄度，相思拥膝坐长吟。
年老更被东山所吸引。那高大的林木茅斋临近于东郊林壑，使人觉得心灵净化了。有几次见到禅师为你摩顶受戒，那时何年你才决心入道的呢？在北渚上听到大雁南飞的叫声，在西城之外见到万木凋零，这声音震动着寒砧，使人更添凄清之感。见不到支道林和玄度这样的高人，我抱着膝坐在月下长吟。
唐代诗坛中，张南史的《秋夜闻雁寄南十五兼呈空和尚》以清寂的秋夜为底色，将禅意、乡思与友人间的情谊交织成一幅深邃的画卷。诗中“北渚三更闻过雁，西城万木动寒砧”一联，尤为后世称道，其意境之开阔、情感之细腻，恰似一幅水墨长卷，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
首联“晚节闻君道趣深，结茅栽树近东林”，以“晚节”起笔，既点明诗人与友人南十五、空和尚的交往已至暮年，又暗含对友人晚年潜心向道的钦慕。“道趣深”三字，将南十五的禅修境界凝练为一种精神高度，而“结茅栽树”的细节，则以隐士生活的具象化场景，勾勒出东林寺畔的清幽之境。东林作为佛教名刹，其历史可追溯至东晋慧远大师结社白莲社，此处暗用典故，既呼应了友人修行之地的文化底蕴，又以“近”字拉近了物理空间与心灵空间的距离——友人虽隐于山林，其道心却与诗人相通。
颔联“禅师几度曾摩顶，高士何年更发心”，进一步深化禅意。“摩顶”源自佛教仪式，象征师长对弟子的加持与点化，此处既指空和尚对南十五的授业之恩，亦暗含诗人对友人得道高僧的敬仰。而“高士发心”则转向对南十五的期许——若以支遁（支公）与许询（玄度）这对东晋名士与高僧的典范为参照，友人何时能如支公般以禅理度化世人，又何时能如玄度般以才情超脱尘世？这种对友人精神境界的追问，实则是诗人对自身心灵归宿的投射。
颈联“北渚三更闻过雁，西城万木动寒砧”，是全诗的诗眼所在。三更时分，北渚之上，雁群掠过夜空，其声凄厉，划破寂静；西城之外，万木萧瑟，寒砧声起，如泣如诉。这一联以视听交织的手法，构建出多维的时空场景：空间上，“北渚”与“西城”形成对角线式的地理跨度，暗示诗人与友人虽同处一城，却因修行与尘世的分隔而遥不可及；时间上，“三更”的深夜与“寒砧”的秋时，将个体生命置于宇宙长河的坐标中，凸显出孤寂与苍凉。
雁与砧的意象选择颇具匠心。雁作为迁徙之鸟，自古便是游子思乡的象征，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即以雁声传递战乱中的离散之痛；而寒砧则源自《子夜四时歌》中“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秋思传统，其声如刀，切割着游子的心绪。张南史将二者并置，既延续了古典诗歌的抒情范式，又通过“闻”与“动”的动词运用，使静态的秋夜图景充满动态的生命力——雁声是听觉的穿透，寒砧声是触觉的震颤，二者共同构成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尾联“不见支公与玄度，相思拥膝坐长吟”，以支遁与许询的典故收束全篇。支公为东晋高僧，以谈玄论道著称；玄度为当时名士，以清谈超逸闻名。二人虽身份有别，却因对佛理的共同追求而成为知己。诗人此处以“不见”表达对友人南十五的思念——若友人能如支公般以禅理度人，或如玄度般以才情立世，自己当可与之共论玄理、同赏秋月。然而现实是友人远在东林，自己只能“拥膝坐长吟”，这一动作既是对古代隐士“独坐幽篁里”的模仿，又暗含无法与友人面叙的遗憾。
这种遗憾背后，是诗人对精神共鸣的渴望。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士人普遍面临出处两难的困境：入世则忧国忧民，出世则避世求全。张南史以“晚节”自况，既暗示自己已至暮年，又隐含对早年“工弈棋”而未入诗境的反思。如今他折节读书，诗境渐成，却因战乱避居扬州，与友人聚少离多。这种时空的阻隔，使他对友人的思念超越了普通情谊，而升华为一种对精神同道的追寻。
全诗语言清丽而不失骨力，如“结茅栽树”以白描手法勾勒隐士生活，“万木动寒砧”以拟人化手法赋予自然以情感。尤其“动”字，将无生命的万木与有情感的寒砧声相连，使秋夜的萧瑟具有了主观色彩。这种以物观物的手法，既延续了王维“空山新雨后”的物我交融传统，又因“寒”字的冷色调运用，而更显中唐士人特有的悲悯与苍凉。
张南史的《秋夜闻雁寄南十五兼呈空和尚》，以禅林为背景，以秋夜为舞台，将友人间的情谊、个体的乡思与时代的精神困境熔铸一炉。诗中既有对古典意象的娴熟运用，又有对现实情感的深刻体察，其艺术魅力在于：它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一代士人在乱世中寻求心灵归宿的精神写照。当我们在千年后的秋夜重读此诗，仍能感受到那穿越时空的雁声与寒砧，以及诗人“拥膝长吟”时，那份对精神同道的永恒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