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薛仲方归扬州
佳句应无敌，贞心不有猜。
惭为丈人行，怯见后生才。
泛舸贪斜月，浮桡值早梅。
绿杨新过雨，芳草待君来。
好的诗句应当天下无敌，诗中的志向应当忠贞不移。虽然惭愧与成名已久的前辈在一起，但担心后辈的才华过于突出不敢和他们会面。即使暮色即将来临还是留恋划船中的斜月，独自出游更感叹物换星移的早梅。绿杨刚刚经过雨的洗礼更显生机，芳草在等待着你的到来。
唐代诗人崔峒的《送薛仲方归扬州》以五言律诗的凝练笔触，将离情别绪与对友人的赞美熔铸于自然意象之中。这首送别诗既无浓墨重彩的渲染，亦无直白悲切的呼号，却在平实中见深致，于清丽中透隽永，堪称唐代送别诗的典范之作。
首联“佳句应无敌，贞心不有猜”以“佳句”与“贞心”为双璧，既赞友人诗才卓绝，又颂其品格高洁。这种将文学才华与道德操守并置的写法，暗合《世说新语》中“裴楷玉人”“卫玠冰清”的品评传统。诗人以“无敌”与“不猜”的绝对化表述，既是对友人的至高礼赞，亦隐含对自身才德的自谦——正如黄庭坚诗中“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以他人映照自我，此处崔峒通过极致赞美友人，反衬出作为长辈的谦逊姿态。这种“以宾衬主”的笔法，在唐代送别诗中屡见不鲜，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以“更尽一杯酒”的细节凸显惜别之情，而崔峒则以宏观的才德评价构建情感基石。
颔联“泛舸贪斜月，浮桡值早梅”将离别场景置于斜月与早梅交织的时空之中。斜月作为古典诗词的典型意象，既暗示夜航的时辰，又以残缺之形隐喻离别之痛；早梅则承续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咏梅传统，以凌寒独放之姿象征友人高洁品格。这种时空组合并非随意拼贴：斜月西沉对应离人远行，早梅初绽预示重逢之期，二者构成时间上的延续与空间上的呼应。正如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以“二十四桥明月夜”将扬州风物与友人形象融为一体，崔峒亦通过月与梅的意象叠加，使抽象离情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自然画卷。
尾联“绿杨新过雨，芳草待君来”以雨后绿杨的生机与待放芳草的期许，将离别转化为对重逢的预设。这种“以景结情”的手法，在宋词中亦有传承，如周密《高阳台·寄越中诸友》以“归鸿自趁潮回去”暗喻书信往来，而崔峒则直接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情感。新雨洗过的绿杨象征友人归乡后的焕然新生，萋萋芳草则化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典故，将等待的主体从游子转为自然，形成物我交融的独特意境。这种虚实相生的写法，既避免了直抒胸臆的浅白，又通过具象景物传递出深沉的牵挂。
从文化谱系看，此诗深植于中国送别诗的传统土壤。其五言律诗的体式承续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典雅，而意象选择则融合了《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依依别情与南朝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的羁旅愁思。但崔峒的创新在于，他将传统送别诗中常见的“杨柳—长亭—落日”意象群，替换为“斜月—早梅—绿杨”的清新组合，既保持了离情的深沉，又增添了江南风物的灵秀。这种地域特色的强化，与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书写一脉相承，共同构建起唐代诗人对江南的集体想象。
全诗情感结构呈现“扬—抑—扬”的波浪式推进：首联以极致赞美开篇，形成情感高潮；颔联通过“惭为”“怯见”的自谦转入低回；颈联以斜月早梅的意象组合实现情感过渡；尾联借绿杨芳草的生机意象收束于希望。这种“赞—谦—景—期”的四段式结构，既符合律诗的起承转合规范，又通过意象的层层铺陈，使离情从抽象的感慨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体验。正如寇准《阳关引》以“塞草烟光阔”起兴，终以“更尽一杯酒”收束，崔峒亦在严谨的诗律框架中，实现了情感的自然流淌。
在唐代送别诗的星河中，崔峒的《送薛仲方归扬州》如一颗温润的明珠，既承续了《诗经》以来“以景传情”的古老传统，又通过斜月早梅、绿杨芳草等新颖意象的组合，为送别诗注入了江南特有的清新气质。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离别之作，不在于涕泗横流的悲恸，而在于将千般情愫化作月下梅影、雨后杨枝，让读者在品读自然之美的同时，悄然触摸到诗人跳动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