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
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
隔仗炉光出，浮霜烟气翻。
飘飘萦内殿，漠漠澹前轩。
圣日开如捧，卿云近欲浑。
轮囷洒宫阙，萧索散乾坤。
愿倚天风便，披香奉至尊。
众多官员远望祭坛的布置直到深夜，各国诸侯拜贺天子含元殿开业典礼。晨光从仗前灯火簇拥的殿内升起，烟火笼罩了大地时隐时现。香烟缭绕着内殿空中飘舞，一片弥漫弥漫笼罩前轩八方四方。旭日的晕光笼罩整个殿宇仿佛托着皇威盛仪，祥瑞的云霓承天捧护着君王近臣。轮旋图纹的彩云环绕着宫殿回廊，如波浪翻腾翻滚般充满天地间。祈愿借天风传送君王恩泽，披香戴花奉迎至尊君王。
长安的冬至日，含元殿前香炉的青烟与朝霞交织，崔立之的笔触在此刻凝固成永恒。这首五言排律以香炉为媒介，将唐代冬至朝贺的盛大场景熔铸为诗意的结晶，在光影、气味与空间的三重维度中，勾勒出帝国最辉煌的剪影。
首联“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以工整对仗铺陈出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张力。“千官”与“万国”构成横向的广度，暗示着帝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与朝贡体系的繁盛；“长至”（冬至别称）与“含元”（含元殿）则锁定纵向的深度，将时间节令与建筑地标结合，暗示皇权在时空中的永恒性。这种“以数写势”的手法，在《全唐诗》中屡见不鲜，但崔立之通过“望”“拜”两个动词，将静态的场景转化为动态的朝拜仪式，使权力关系在视觉中得以具象化。
颔联“隔仗炉光出，浮霜烟气翻”将焦点缩小至香炉本身。“隔仗”二字极妙，既点明朝贺时仪仗队形成的空间屏障，又暗示诗人作为旁观者的视角——他并非站在权力核心，而是透过仪仗的缝隙窥见炉火的微光。这种“隔”与“见”的矛盾，恰似唐代文人面对皇权时的复杂心态：既敬畏又向往，既疏离又渴望接近。而“浮霜烟气翻”则以通感手法，将视觉的烟气与触觉的霜寒交织，使香烟的飘散不再只是物理现象，更成为权力神圣性的象征——正如《长安十二时辰》中描述的“香炉烟气直上九霄，与日色相融”，崔立之笔下的烟气亦在翻腾中模糊了人间与天界的界限。
颈联“飘飘萦内殿，漠漠澹前轩”将视野从香炉扩展至整个宫殿建筑群。“飘飘”“漠漠”两个叠词，既描绘出烟气的轻盈与弥散，又暗含对权力辐射范围的隐喻：内殿是皇权的直接象征，前轩则是朝臣活动的空间，烟气的蔓延暗示皇权的无形渗透。这种空间诗学在唐代宫廷诗中极为常见，如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烟霞生阙下，松柏映宫前”，均通过自然元素与建筑空间的互动，构建出帝国的威严图景。
而“轮囷洒宫阙，萧索散乾坤”则将空间维度推向极致。“轮囷”本指盘曲的树根，此处形容烟气的盘旋状，与“洒”字结合，赋予烟气以动态的流动性；“萧索”一词则从视觉转向感觉，暗示烟气消散后的空寂，与前文的繁华形成对比。这种从“满”到“空”的转换，恰似《周易》中“亢龙有悔”的哲学思辨——盛极而衰是必然规律，但诗人在此刻更愿相信，烟气的消散只是暂时的，皇权的永恒性终将超越时间的限制。
“圣日开如捧，卿云近欲浑”两句，将自然现象与皇权符号完美融合。“圣日”既指冬至日的太阳，又暗喻皇帝如日中天；“卿云”出自《尚书·顾命》“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本为祥瑞之兆，此处则成为皇权神圣性的象征。诗人通过“开如捧”“近欲浑”的拟人化描写，使太阳与云气都成为皇权的附庸——它们不再遵循自然规律，而是主动向皇帝靠拢，这种“天人感应”的叙事模式，正是唐代谶纬文化与皇权合法性构建的典型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象征体系并非崔立之的独创。在同时代的冬至诗中，如郭遵《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香炉》“旸谷移初日，金炉出御烟”，亦通过“日”与“烟”的互动构建天人关系；而王良士《南至日隔霜仗望含元殿炉烟》“节当南至日，星是北辰天”，则直接将冬至与北辰星对应，强调皇帝作为“天极”的统治地位。崔立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香炉的物理存在转化为连接天人的媒介，使皇权的神圣性在烟气的升腾中得以具象化。
“愿倚天风便，披香奉至尊”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却也暗含复杂的情感张力。“披香”本指汉代宫殿名，此处代指皇帝，而“奉至尊”则直白表达对皇权的臣服。但“倚天风便”四字，却为这种臣服增添了微妙的主动性——诗人并非被动等待皇权的召唤，而是希望借助自然的力量（天风）主动靠近皇帝。这种“被动中的主动”，恰似唐代文人的典型心态：他们渴望在科举中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跨越，却又必须通过诗歌表达对皇权的绝对忠诚。
这种悖论在唐代冬至诗中屡见不鲜。如李竦《长至日上公献寿》“汉礼方传珮，尧年正捧觞”，通过“传珮”“捧觞”的仪式化动作，将臣子的忠诚转化为可表演的符号；而韩偓《冬至夜作》“不道惨舒无定分，却忧蚊响又成雷”，则在赞美皇权的同时，流露出对个人命运的无力感。崔立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矛盾心理转化为对香炉烟气的依赖——烟气需要天风才能飘散，臣子亦需要皇权的庇护才能生存，这种“物我同构”的隐喻，使诗歌超越了简单的颂圣范畴，成为对唐代文人精神困境的深刻写照。
全诗以香炉为起点，却最终超越了香炉本身。在唐代，香炉不仅是祭祀的器具，更是权力、宗教与美学的综合体。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香炉，往往采用鎏金工艺，炉身雕刻龙凤纹样，烟气从兽首口中吐出，与殿角的铜鹤、殿前的戟架共同构成仪仗体系的一部分。崔立之笔下的香炉，正是这种物质存在的诗意转化——他将香炉的光、烟、形转化为对皇权的赞美，使一件具体的器物成为帝国辉煌的象征。
这种转化并非孤立现象。在同时代的诗歌中，香炉常与“御烟”“金炉”等词汇结合，构成独特的意象群。如郭遵诗中“金炉出御烟，散漫入貂蝉”，通过“金炉”与“貂蝉”（代指宫女）的关联，暗示皇权的恩泽如香烟般渗透至宫廷的每个角落；而王良士诗中“宝戟罗仙仗，金炉引御烟”，则将香炉与兵器并置，强调皇权的武力与神圣并存。崔立之的创新在于，他通过“隔仗”的视角，将香炉从仪仗的核心移至边缘，使香烟的飘散成为连接权力核心与外围观察者的纽带，这种“边缘看中心”的叙事策略，使诗歌更具现代性的观察视角。
当冬至的香烟最终消散于乾坤之间，崔立之的诗歌却将那一刻凝固为永恒。他通过香炉的微光与烟气的翻腾，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帝国图景——在这个图景中，皇权如日中天，臣子如烟飘散，而诗歌则成为连接两者的桥梁。千年后，当我们再次吟诵“愿倚天风便，披香奉至尊”时，或许仍能感受到那个冬至日，含元殿前香烟缭绕中，一个文人对盛世的礼赞与对自我的期许。这种礼赞与期许，穿越时空的迷雾，至今仍在提醒我们：诗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类对永恒的永恒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