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歌辞祭汾阴乐章肃和
聿修严配，展事禋宗。
祥符宝鼎，礼备黄琮。
祝词以信，明德惟聪。
介兹景福，永永无穷。
于是修整祭礼，摆设祭品，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宗。祥瑞的符命与天子的传国宝鼎一起备齐，按着祭典礼仪敬献黄琮美玉。奉献的祝辞是那样真诚诚信，光明的德行永远畅达聪睿。在此献上吉祥的祝福，愿无穷无尽。
汾阴古地，曾是汉武帝立后土祠的圣地，唐代帝王在此举行祭祀，以沟通天地神灵。这首《郊庙歌辞·祭汾阴乐章·肃和》以四言体凝练的笔触，构建起一场庄严的祭祀仪式，既承载着对神明的虔诚敬畏，又暗含着对王朝永续的深切期许。
诗的开篇“聿修严配，展事禋宗”即点明祭祀的核心——通过严格的礼器配置与仪式流程，完成对宗庙神灵的敬献。“严配”二字，暗合《礼记·祭法》中“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的礼制规范，强调祭祀器具与仪式的精准对应。而“禋宗”则指向宗庙祭祀的本质，即通过血缘纽带将人间秩序与神明世界相连。
这种仪式空间的构建在“祥符宝鼎，礼备黄琮”中达到具象化。宝鼎作为烹煮牺牲的礼器，象征着沟通天地的媒介；黄琮为祭祀地神的玉器，其方形造型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二者并列，既遵循《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又通过器物的物质性（鼎之厚重、琮之温润）传递出对神明的敬畏。这种“器以载道”的思维，与汉代《郊祀歌》中“华耀彝敷，九辨乃施”的器物描写一脉相承，共同构建起祭祀的物理与精神双重空间。
“祝词以信，明德惟聪”将视角转向祭祀的核心环节——祝文的宣读。祝词需“信”，即真实无欺，这既是对神明的承诺，也是对人间秩序的维护。唐代郊庙祝文多由中书舍人起草，需经皇帝审阅，其内容往往包含“风调雨顺”“国祚永续”等政治诉求。而“明德惟聪”则暗含对统治者的规劝：唯有以明德治理天下，神明才会聆听祈愿。这种“神人互感”的逻辑，与《尚书·虞书·舜典》中“格于上下，克光其德”的表述高度契合，体现了唐代“以礼治政”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祝词传统可追溯至汉代。唐山夫人在《安世房中歌》中写道“孝奏天仪，若日月光”，将孝道与天命相连；而此诗中的“明德”则更侧重于统治者的道德自律。二者共同揭示出：祭祀不仅是向神明的献祭，更是对人间统治合法性的确认。
末句“介兹景福，永永无穷”以叠词强化祈愿的持久性。“景福”出自《诗经·大雅·既醉》“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原指大福；在此则被赋予“神明赐福”的宗教内涵。而“永永无穷”既是对神明护佑的期待，也是对王朝永续的政治隐喻。这种双重性在唐代郊庙歌辞中极为常见，如魏徵《享太庙乐章·肃和》“神其降止，式隆景命”便以神明降临喻指国运昌隆。
从历史维度看，这种祈愿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汾阴祭祀始于汉武帝，唐代重修后土祠，本质是通过复兴古礼强化“天命所归”的叙事。诗中“永永无穷”的表述，既是对汉武帝“功成治定，神祇并祐”历史的呼应，也是对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自我期许。正如源光裕在《祭汾阴乐章》中写道“永永福流，其升如日”，将福泽比作旭日，暗示王朝的兴盛如自然规律般不可逆转。
全诗采用四言体，这一形式可追溯至《诗经》的祭祀诗篇。如《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雝显相”，通过两字一组的节奏构建庄严感。此诗中“聿修严配”“礼备黄琮”等句式，既继承了《诗经》的音韵传统，又因祭祀场景的需要而更加凝练。四言体的短促节奏，与祭祀时鼓乐齐鸣、动作规整的氛围高度契合，形成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仪式美学。
这种体式的选择，也反映了唐代对古典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六朝骈文盛行的背景下，唐代郊庙歌辞坚持使用四言体，既是对《诗经》“雅乐”传统的坚守，也是通过古典形式强化祭祀的权威性。正如贾曾《祭汾阴乐章·雍和》以“昔在黄帝时”开篇，通过追溯古代圣王彰显祭祀的正当性，此诗亦以四言体的古典性完成对“天命”的叙事。
《郊庙歌辞·祭汾阴乐章·肃和》以器物、祝词、祈愿为线索，构建起一场跨越人神的对话。它既是唐代礼乐制度的文本呈现，也是统治者通过祭祀强化政治合法性的工具。诗中“明德惟聪”的规劝、“永永无穷”的祈愿，以及四言体的庄严节奏，共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诗学”——在神明的注视下，将人间的秩序与愿望升华为永恒的宇宙法则。这种诗学传统，从汉代的《郊祀歌》到唐代的郊庙歌辞，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以及对王朝永续的深沉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