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天台司马先生
闻有三元客，祈仙九转成。
人间白云返，天上赤龙迎。
尚惜金芝晚，仍攀琪树荣。
何年缑岭上，一谢洛阳城。
听说仙境有三元的神客往来，在九重天里的炼丹之所里祈求长生。从人间回到仙境如白云升返，天上仙乐阵阵如同赤龙迎接。依然珍惜着金色的灵芝不愿离去，继续攀摘琼枝玉树匕希望得到更好的仙品。但愿日后能升天飞登上缑岭之峰上凌霞台绝顶与宴，早早辞别洛阳城。
崔湜的《寄天台司马先生》以道教仙话为底色，将天台山的云雾仙踪与洛阳城的尘世羁绊编织成一幅超逸与眷恋交织的诗画。全诗以“三元客”祈仙的奇幻开篇，继而以“白云返”“赤龙迎”的意象铺陈仙境的瑰丽，最终以“缑岭一谢”收束于对尘世的遥念，在虚实相生间完成了对隐逸理想的向往与现实羁绊的矛盾书写。
诗首“闻有三元客，祈仙九转成”以道教术语勾勒仙途图景。“三元客”源自道家“天、地、水”三元之说，暗指司马承祯作为上清派宗师的身份。九转丹成是道教炼丹术的核心追求，象征修行者通过九次提炼达成超凡脱俗的境界。崔湜以“闻”字起笔，既表明对仙道的向往，又暗含自身未得亲历的遗憾。这种“闻而未至”的叙述策略，为全诗奠定了虚实相间的基调——仙境的瑰丽源于想象，而现实的羁绊则通过后续诗句逐渐显露。
“人间白云返，天上赤龙迎”两句，将天台山的云雾与天界的祥瑞并置，形成空间与境界的双重跨越。白云是道教隐逸的经典意象，象征超脱尘世的高洁；赤龙则源自《楚辞·离骚》中“驾八龙之婉婉兮”的典故，暗喻仙人驾龙升天的场景。白云“返”人间与赤龙“迎”天界的对比，既暗示司马承祯已得道成仙，又通过“返”与“迎”的动态描写，赋予仙途以流动的生命力。这种虚实相生的笔法，使仙境不再是静态的背景，而成为具有叙事张力的空间。
“尚惜金芝晚，仍攀琪树荣”两句，以金芝与琪树两种仙物构建隐逸生活的物质基础。金芝是道教传说中的灵药，象征长生不老；琪树则出自《山海经》，指代仙境中的珍木。诗人以“惜晚”与“攀荣”的矛盾动作，揭示隐逸生活的双重性：一方面，对金芝成熟时机的惋惜，暗含对时光流逝的敏感；另一方面，执着于攀折琪树的行为，又表现出对仙境资源的珍视。这种矛盾心理，实则是诗人对隐逸生活理想化与现实化冲突的投射——仙物虽美，却需付出时间与精力的代价。
从文化符号的角度看，金芝与琪树的并置，暗合了道教“外丹”与“内丹”的修行路径。外丹派追求服用金石丹药以达长生，内丹派则强调通过内在修炼实现精神升华。诗人对仙物的执着，既是对外丹术的向往，亦隐含对内丹修行“由外及内”的隐喻。这种双重象征，使诗句超越了表面物象的描绘，成为对道教修行哲学的诗意诠释。
诗末“何年缑岭上，一谢洛阳城”以缑岭与洛阳的空间对位，完成从仙境到尘世的情感转折。缑岭是道教传说中王子乔驾鹤升天之地，象征隐逸的终极归宿；洛阳城则作为唐代政治中心，代表世俗的功名与羁绊。诗人以“何年”发问，既是对归隐时机的期待，亦暗含对现实无法抽身的无奈。这种“问而不答”的开放式结局，使全诗的情感张力得以延续——仙途的召唤与尘世的牵绊，始终是诗人内心无法调和的矛盾。
从创作背景看，崔湜虽身居高位，却因参与逆谋最终赐死，其人生轨迹与诗中“祈仙”与“谢城”的矛盾形成互文。诗中的“谢”字，既可解为“告别”，亦可解为“致谢”，暗含对洛阳城既想逃离又难舍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张力，使诗歌超越了单纯的隐逸主题，成为对唐代文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精神困境的深刻写照。
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的代表作之一，《寄天台司马先生》的创作与天台山的道教文化密不可分。司马承祯在天台山玉霄峰修道三十余年，其《坐忘论》《天隐子》等著作奠定了道教内丹学的基础。崔湜的诗作，既是对司马承祯个人修为的赞美，亦是对天台山作为“十大洞天”之一的文化地位的确认。诗中“白云”“赤龙”“金芝”等意象，与天台山“琼台双阙”“石梁飞瀑”等自然景观相互映照，共同构建了唐代文人心中的仙道圣地。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该诗与宋之问《寄天台司马道士》、张说《送司马道士归天台》等作品形成互文关系。宋之问以“童颜且自持”赞司马承祯的修行境界，张说以“朱阙青霞断”写仙境的缥缈，而崔湜则通过“祈仙”“攀树”等动作描写，将隐逸理想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场景。这种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唐代文人对仙道文化的不同理解与情感投射。
崔湜的《寄天台司马先生》以精巧的意象组合与深沉的情感表达，完成了对仙途问道与尘世遥思的双重书写。诗中的仙境不是逃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承载着诗人对超脱与羁绊、理想与现实矛盾思考的精神空间。当我们在千年后重读这首诗，仍能感受到那种“身未至而心向往之”的怅惘，以及“欲归去而难舍离”的纠结——这或许正是中国文人精神史中永恒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