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歌辞享太庙乐章雍和二章
在涤嘉豢，丽碑敬牲。
角握之牡，色纯之骍。
火传阳燧，水溉阴精。
太公胖俎，傅说和羹。
翻译如下：
在祭祀神灵时，涤荡秽物，陈列酒食与牺牲礼品；牲口以色纯黄红的骏马为首选；借取火精作为象征吉祥之物；用以滋润汤羹的美味之源就是浸润深井中的水；又像姜太公的礼仪中所配美酒盅和肉器那样丰富，还加上傅说那调味丰富的肉羹汤菜。
在唐代宫廷的庄严祭祀中，《郊庙歌辞·享太庙乐章·雍和二章》以凝练的笔触勾勒出太庙祭祀的宏大场景。这首四言乐章通过“在涤嘉豢，丽碑敬牲”等意象，将祭祀仪式的物质准备与精神内核完美融合，展现出唐代礼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诗篇开篇“在涤嘉豢，丽碑敬牲”即以祭祀前的牲畜准备切入。“嘉豢”指精心饲养的牺牲，暗示着对祭祀的虔诚态度。这种对牺牲的严格筛选，在唐代《唐六典》中有明确记载：“凡祭祀之牲，必取纯色”，而诗中“角握之牡，色纯之骍”进一步具象化这一标准——公牛的角要符合握持尺寸，毛色需纯正如赤骝。这种对牲畜形制的精确要求，与《诗经·鲁颂·閟宫》中“牲牷色纯”的记载一脉相承，凸显出祭祀仪式的规范性。
“火传阳燧，水溉阴精”则转向礼器的神圣化过程。阳燧取火象征光明，阴精之水代表洁净，二者通过取火注水的仪式，使礼器获得沟通天地的神圣性。这种操作与《周礼·秋官》中“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的记载相呼应，暗含“天人感应”的哲学思维。当阳燧之火点燃，阴精之水浸润，普通器物便升华为连接人神的媒介。
诗中“太公胖俎，傅说和羹”将历史人物转化为祭祀仪式的精神符号。姜太公作为周代开国功臣，其“胖俎”（丰盛的祭肉）象征着功德配享天地的资格；傅说为商王武丁筑城兴邦，其“和羹”之喻则暗含调和阴阳、治理国家的智慧。这种典故运用，与《尚书·说命》中“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形成互文，将历史功绩转化为祭祀中的精神供奉。
唐代诗人常借此类典故表达政治理想，如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便源于对古代贤相的追慕。而在祭祀场景中，太公与傅说的形象被赋予新的内涵——他们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当下统治者效法的楷模。这种双重投射，使祭祀仪式超越了单纯的宗教行为，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全诗采用四言体式，与《诗经》中的祭祀乐章形成跨时空呼应。这种句式特有的庄重感，与“鼓钟管磬，肃唱和鸣”的仪式场景完美契合。当乐工敲击编钟编磬，歌者以肃穆之声唱和时，四言的节奏恰好模拟出仪式进程的层次感：从牲畜准备到礼器净化，从历史追忆到现实祈愿，每个环节都通过语言节奏得到强化。
唐代郊庙歌辞常突破单一句式，但本诗坚守四言传统，或许与“雍和”乐章的功能定位有关。作为迎俎环节的专用乐章，其语言需保持与仪式动作的同步性。四言的简练特质，使歌者能在特定节拍内完成演唱，确保“皇皇后祖，来我思成”的祈愿与祭品陈列同步，实现语言、音乐与仪式的三重共振。
这首乐章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表现，更在于揭示了唐代礼乐文化的核心逻辑。诗中从物质准备到精神供奉的层层推进，实则是将现实政治秩序投射于祭祀场景。当“色纯之骍”的牺牲与“太公胖俎”的典故共同呈现时，统治者的德行与祖先的庇佑便形成闭环——现实的政治稳定依赖于对传统的继承，而传统的延续又需要通过现实的祭祀来确认。
这种逻辑在唐代其他郊庙歌辞中亦有体现，如《享太庙乐章·肃和》中“大哉至德，允兹明圣”的表述，同样将帝王美德与祖先神灵相联系。通过反复强调这种关联，唐代统治者构建起“敬天法祖”的政治话语体系，使祭祀仪式成为维系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机制。
《郊庙歌辞·享太庙乐章·雍和二章》以精炼的语言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它既是唐代礼乐制度的文学记录，也是古代中国“政教合一”传统的诗意表达。当现代读者吟诵“火传阳燧，水溉阴精”时，仍能感受到千年之前那场庄严祭祀中，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交织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穿越时空，持续诉说着中华文明对秩序与和谐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