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行巴陵作
留侯封万户，园令寿千金。
本为成王业，初由赋上林。
繁荣安足恃，霜露递相寻。
鸟哭楚山外，猿啼湘水阴。
梦中城阙近，天畔海云深。
空对忘忧酌，离忧不去心。
留侯万户侯，园池寿命千金。本为建立王业，最初为上林赋献上。繁荣岂能永远依靠，霜降寒露一起降来临。楚山上传来鸟声如哭泣声哀凄悲，湘水两岸猿声似有离别悲伤意。梦中城阙很近，天边海云深处却难寻。只能空对忘忧酒，离忧之情难以消除。
唐代岳州巴陵的深秋，楚山云雾缭绕，湘水猿声凄厉。被贬至此的张说独坐孤舟，举杯欲忘忧，却见杯中倒影的城阙在天际若隐若现。这首《对酒行巴陵作》以历史为镜，借山水为笺，在五言排律的严整格律中，完成了一场关于仕途、命运与时空的深刻对话。
首联"留侯封万户，园令寿千金"以张良与司马相如的典故开篇。张良辅佐刘邦定鼎天下后"封万户侯"，司马相如因《上林赋》得汉武帝赏识"寿千金"，两位历史人物分别象征着功勋与文采的巅峰。但诗人笔锋陡转，"本为成王业，初由赋上林"揭示出二者的双重困境：张良晚年"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司马相如虽得赏赐却终老于孝文园令的闲职。这种功业与文名的悖论，恰似张说自身的写照——他三度拜相却屡遭贬谪，此刻在巴陵的孤寂中，历史人物的命运与现实处境形成强烈互文。
"繁荣安足恃，霜露递相寻"的哲思，将历史叙事升华为对永恒命题的叩问。霜露的意象取自《诗经·蒹葭》"白露为霜"的苍茫，又暗合《楚辞》中"秋霜既降"的悲怆。诗人以自然界的霜露更迭喻指人生荣枯，在岳州楚地的特殊地理语境中，这种感悟被赋予了更深的时空纵深感——楚地自屈原以来便承载着"日月忽其不淹兮"的永恒慨叹。
"鸟哭楚山外，猿啼湘水阴"两句，在空间维度上构建出立体的听觉图景。楚山之鸟的啼哭突破了地理界限，湘水之猿的哀鸣则从阴翳处传来，形成声波的环形震荡。这种听觉意象的叠加，既承袭了《楚辞》"猿啾啾兮狖夜鸣"的哀婉传统，又通过"外""阴"的方位词拓展了意境的幽邃感。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将"哭""啼"的主语赋予自然物象，实则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投射。
颈联"梦中城阙近，天畔海云深"的虚实对照，展现了诗人对政治中心的复杂情感。梦中城阙的"近"与海云的"深"构成空间悖论，前者是心理距离的虚幻接近，后者是现实地理的绝对遥远。这种矛盾书写，暗合了张说在贬谪期间"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精神困境。海云的意象既取自《庄子·逍遥游》"海运则将徙于南冥"的浩瀚，又与楚地巫文化中"云中君"的神秘想象相呼应。
尾联"空对忘忧酌，离忧不去心"直指中国文人"借酒消愁"的永恒母题。诗人以"空对"的徒劳动作，揭示出忘忧酒的象征性失效——当酒液滑过喉间，离忧非但未消，反而在胃部凝结成更沉重的块垒。这种悖论书写，在盛唐诗人中具有独特性：李白"举杯消愁愁更愁"是直抒胸臆的爆发，而张说的"空对"则呈现出中年政治家特有的克制与深沉。
从诗歌结构看，首联的历史典故与尾联的现实处境形成闭环。张良、司马相如的命运轨迹与诗人自身的贬谪经历相互映照，最终在酒杯中达成历史与现实的和解。这种和解不是消解，而是将个体命运置于更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审视，使诗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思想深度。
作为贬谪文学的典范之作，该诗充分展现了楚地文化的深层影响。"鸟哭""猿啼"的意象选择，与屈原《九歌》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的巫风传统一脉相承。但张说并未沉溺于楚辞的哀怨，而是在五言排律的严整格律中注入了盛唐气象——"霜露递相寻"的辩证思考，"海云深"的空间想象，都体现出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特有的理性精神与审美追求。
这种文化基因的交融，在诗歌语言层面亦有体现。诗中"递""寻"等动词的运用，既保持了五言诗的凝练，又通过拟人手法赋予自然现象以生命律动。"忘忧酌"与"离忧心"的矛盾修辞，则展现了盛唐诗人对语言张力的极致探索。
当巴陵的秋月再次升起，湘水依然倒映着千年前的云影。张说在这首诗中埋下的历史密码，至今仍在解读着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谱。从张良的赤松子游到司马相如的赋海沉浮，从楚山的鸟哭到海云的深邃，诗人用五十六个汉字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意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功业与幻灭、山水与政治、忘忧与离忧的永恒对话，至今仍在叩击着每个阅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