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赠高六戬
北极辞明代，南溟宅放臣。
丹诚由义尽，白发带愁新。
鸟坠炎洲气，花飞洛水春。
平生歌舞席，谁忆不归人。
北极辞别了明朝，被贬到南海荒僻之地。忠诚为国尽义务，却招来白发满头，添愁生悲。如同鸟儿飞离炎洲向北极一样，鲜花由南向北飘逝。昔日歌舞的场所，谁还记得我这个没有回归的人。
唐中宗神龙年间，张说因触怒武后势力被贬至岭南钦州。在荒远的南疆，他写下《南中赠高六戬》寄赠同遭贬谪的高戬，诗中既有对政治失意的悲愤，也有对故园与友人的深切思念。这首五言律诗以时空交错为经，以情感递进为纬，编织出一幅贬谪文人的精神图景。
首联"北极辞明代，南溟宅放臣"以地理方位构建政治隐喻。"北极"既指长安所在的北方，更暗喻朝廷中枢；"明代"表面称颂政治清明，实则暗讽武周时期的权谋倾轧。诗人以"辞"字淡化主动离开的意味，转而强调被放逐的无奈。"南溟"出自《庄子·逍遥游》，本指神话中的南海，此处实指岭南瘴疠之地。从"北极"到"南溟"的空间位移，暗含从权力中心到政治边缘的坠落，而"宅放臣"的"宅"字更显出被弃置的荒凉感——非但无官可做，连容身之所都显得局促。
这种时空张力在张说其他贬谪诗中亦有体现。如《端州别高六戬》中"异壤同羁窜"的"异壤"，与《南中赠高六戬》的"南溟"形成呼应，均强调地理偏远带来的精神隔绝。而"明代"的虚指与"放臣"的实指，更构成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暗示诗人对政治清明的渴望与被弃的悲愤。
颔联"丹诚由义尽，白发带愁新"直抒胸臆，展现理想主义者在政治漩涡中的困境。"丹诚"化用《后汉书·寇恂传》"丹心图报"的典故，强调诗人对道义的坚守；"义尽"则暗示已尽到臣子本分，却遭无端贬谪。这种"尽义"与"受罚"的悖论，在《旧唐书·张说传》中有明确记载：他因拒绝诬陷魏元忠而被流放，正是"丹诚"招致的政治代价。
"白发带愁新"以生理变化映射心理创伤。新生的白发不仅是年龄的标记，更是政治迫害的物化象征。张说在《岭南送使》中亦有"狱中生白发"的诗句，可见贬谪期间的精神压力已导致身体早衰。这种"丹诚"与"白发"的并置，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凸显士大夫在专制权力下的生存困境。
颈联"鸟坠炎洲气，花飞洛水春"通过意象并置实现空间跳跃。"炎洲"指南海炎热之地，小鸟"坠"于此处，既描绘岭南气候，又暗喻人才被放逐的命运；"洛水"则指向长安的春日盛景，"花飞"象征故都的繁华与诗人失去的舞台。这种南北意象的对比，在《端州别高六戬》"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中已有铺垫，但此处更显精妙。
"鸟坠"与"花飞"构成动态平衡：前者是被动坠落，后者是主动飘散；前者象征贬谪者的困顿，后者暗示故园的消逝。张说通过自然意象的移情，将自身遭遇投射于物象之中，实现"观心"与"心观"的创作融合。这种手法在其《广州江中作》"离人与江水，终日向西南"中亦有体现，但本诗的意象对比更为尖锐，情感张力更强。
尾联"平生歌舞席，谁忆不归人"将时空拉回长安，以"歌舞席"的热闹反衬"不归人"的孤独。"平生"指向过去的政治生涯，暗示诗人曾是权力场的核心人物；"谁忆"则以疑问句式强化被遗忘的悲凉。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在《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中亦有表现，但本诗更侧重于对政治生命终结的哀叹。
"不归人"的自我指涉，暗含对北归无期的绝望。张说在《钦州守岁》中写"愁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表达对故都的眷恋；而在本诗中，这种眷恋已转化为对被遗忘的恐惧。从"望春回"到"谁忆不归人"，情感层次由希望转为绝望，完成对贬谪心理的深度刻画。
张说的贬谪诗具有双重价值：从个人史看，它们记录了士大夫在政治漩涡中的精神挣扎；从文学史看，它们开创了唐代贬谪诗的抒情范式。与同时代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的直白相比，张说的诗更注重意象的隐喻性；与后来柳宗元"千山鸟飞绝"的孤寂相比，他的诗又多了份对道义的坚守。
这种独特性源于张说的政治身份与文学才华的双重性。作为开元名相，他深谙政治运作；作为诗人，他又善于将政治体验转化为艺术表达。《南中赠高六戬》正是这种双重性的集中体现：既有对政治失意的悲愤，又有对艺术美的追求；既是个体命运的哀歌，又是时代精神的缩影。
在岭南的瘴疠之气中，张说用诗歌构建了一个精神避难所。这里的"鸟坠"与"花飞"，"丹诚"与"白发"，"歌舞席"与"不归人"，共同编织成一幅贬谪文人的心灵图谱。当千年后的读者重读这些诗句，仍能感受到那个远在岭南的灵魂，如何在政治迫害与艺术创造之间，寻找生命的平衡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