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州别高六戬
异壤同羁窜，途中喜共过。
愁多时举酒，劳罢或长歌。
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
于焉复分手，此别伤如何。
虽然是不同地方的人，又一起遭流放，在贬谪的途中相遇又一起走过。忧愁苦闷时举杯消愁，劳累休息时往往引吭高歌。南海的风浪雄壮浩瀚，西江的瘴气多凶恶惨烈。在这就要分手的地方，再一次离别的伤感有何故增加呢？
端州驿的江风裹挟着南海的咸腥扑面而来，张说望着江心翻涌的白浪，手中酒盏微微颤动。这位三度拜相的盛唐名臣，此刻不过是流放途中的羁客，与同样蒙冤的高戬在此作别。诗中"异壤同羁窜"五字，道尽了两个政治失意者被命运抛掷到岭南瘴疠之地的荒诞——他们本都是为直言进谏遭贬，却在流放路上意外相逢，这种戏剧性的相遇更添悲凉。
"途中喜共过"的"喜"字，在流放语境中显得格外刺目。当两个本该在朝堂论政的谏臣，却在岭南驿站举杯共饮，这种错位的狂欢恰似荒诞剧中的黑色幽默。诗中"愁多时举酒，劳罢或长歌"的场景，让人想起《古诗十九首》中"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及时行乐，但张说笔下的饮酒长歌，分明浸透着政治迫害的苦涩。据史载，高戬因直言触怒张易之兄弟，张说虽为其作证却仍遭牵连，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让他们的举杯更像是对命运不公的无声抗议。
"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两句，既是实写自然环境的险恶，更是对朝堂政治的隐喻。南海的惊涛骇浪暗喻武周时期酷吏政治的腥风血雨，西江的瘴气疫病则象征着政治迫害对人心的侵蚀。张说在《南中赠高六戬》中直言"丹诚由义尽，白发带愁新"，将自然环境的恶劣与政治环境的黑暗并置，这种双重隐喻的手法在初唐诗坛堪称独创。当诗人凝视着翻滚的江潮，或许也在心中翻涌着对张易之兄弟构陷忠良的愤懑。
尾联"于焉复分手，此别伤如何"的诘问，将全诗推向情感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张说七年后重经端州时，得知高戬已客死异乡，遂作《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悼亡。两首诗形成奇妙的互文关系：前诗中"复分手"的预言，在后诗中化为"生死不同归"的残酷现实。这种命运预演的手法，让初读时的离别之痛，在知晓后续故事后更显锥心刺骨。诗人将"路"的意象升华为人生旅途的隐喻，所有流放者都走着同一条向南的路，却只有幸存者能踏上归途。
作为开元名相，张说的诗作常被置于盛唐气象的框架中解读，但这首送别诗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向。诗中既无边塞诗的昂扬，也无山水诗的空灵，有的只是被政治暴力碾压后的个体呻吟。这种"沉痛至深"的情感表达，在初唐诗坛实属罕见。当我们将此诗与张说同期创作的《喜度岭》对比，更能看出政治境遇对诗人创作的深刻影响——获赦时的"春风度岭"与流放时的"瘴疠满目"，构成盛唐文人精神世界的两极。
江风依旧，江水东流。张说放下酒盏，转身踏上更南的征途。他或许不会想到，千年后的读者会在诗中读出比盛唐气象更深刻的东西：当个体命运被政治机器碾碎时，那些举杯共饮的瞬间、那些对自然险恶的隐喻、那些生离死别的预演，共同构成了一曲关于权力、友谊与命运的永恒悲歌。这种超越时代的情感共鸣，正是经典诗歌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