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
斑鬓今为别，红颜昨共游。
年年春不待，处处酒相留。
驻马西桥上，回车南陌头。
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
你斑白的双鬓为了此次告别，而我也将要离你远去青春已尽；我们在昨日的欢聚是最后的相见，彼此的容颜依旧笑颜如旧。但春天是一年四季之始终，年年都会到来却不会等待任何人；酒宴上的畅饮是别离时的留恋，处处畅饮却留不住匆匆的行人。驻足在西桥上紧拉马缰缓缓回视；在车站准备返程回头遥望南国的路途。人生从此我们隔道分别两地相望，茫茫人世间唯剩风月依旧如流水悠悠不绝。
公元696年的洛阳城，春光尚未褪尽，西桥的柳色却已染上几分暮气。崔融与杜审言这两位“文章四友”的成员，在凤阁舍人的官署中最后一次对坐。酒盏里的涟漪映着彼此斑白的鬓角，曾经共游洛水的红颜少年，如今已被岁月镌刻出沧桑的纹路。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五言律诗的韵律中缓缓展开。
首联“斑鬓今为别，红颜昨共游”以最直观的视觉对比，将生命的两个维度并置。斑鬓不仅是生理的衰老，更是宦海沉浮的印记——崔融时任凤阁舍人，杜审言亦在朝中任职，两人都经历过武周时期的政治风波。而“红颜”在此处并非指代女性，而是唐代文人常用的青春意象，暗含着开元初年他们共同参与宫廷诗会、与苏味道、李峤等诗友唱和的黄金岁月。这种今昔对比的手法，在初唐诗坛并不罕见，但崔融以“鬓”与“颜”的具象化描写，将抽象的时间流逝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命体验。
颔联“年年春不待，处处酒相留”蕴含着双重悖论。自然界的春天从不为任何人停留，这是《礼记·月令》中“孟春之月，东风解冻”的永恒律动；但人文世界的酒宴却处处留人，暗合《诗经·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待客之道。这种自然与人世的张力，在崔融笔下转化为对友情的礼赞。据记载，杜审言遭贬时曾有四十余文人置酒相送，其交游之广可见一斑。而“处处酒相留”既是对友人人格魅力的肯定，也是对洛阳文坛盛况的追忆——当时的中书省、集贤院常聚文人宴饮，酒筵上的即兴赋诗往往成为流传的佳话。
颈联“驻马西桥上，回车南陌头”将离别场景具象化为空间符号。西桥与南陌的选取颇具深意：洛阳的西桥多连通皇城与禁苑，是文人入朝的必经之路；南陌则通向伊阙，暗含隐逸之意。这种地理空间的分割，实则是仕途与归隐、现实与理想的象征性对峙。崔融在此处运用了《楚辞·九歌》中“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空间意象，但去除了屈原的悲怆，转而以“驻马”“回车”的动态描写，展现出一种克制的哀愁。这种处理方式，与其宫廷文人的身份密切相关——既不能过于放纵情感，又需表达真挚情谊。
尾联“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将私人情感升华为宇宙意识。“风月”在唐代诗学中常指代自然永恒，如王勃《滕王阁序》“光风霁月”的意境。但崔融的“坐悠悠”三字，却暗含着无奈的停滞感——当故人分隔两地，唯有清风明月依旧流转，这种物是人非的怅惘，比直白的哀叹更具艺术感染力。值得注意的是，杜审言在崔融去世后曾为其服丧并撰写悼词，这种生死相隔的预感，或许早已潜藏在“故人从此隔”的诗句之中。而“风月”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也呼应了《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古老命题。
作为“文章四友”中律诗造诣最深者，崔融此诗展现出从齐梁体向盛唐律诗过渡的特征。其对仗工整而不失灵动，“斑鬓”与“红颜”、“驻马”与“回车”的工整对仗，体现了永明体以来声律理论的成熟；而“年年春不待”的流水对，又预示着盛唐诗人如杜甫“星垂平野阔”般的自然流畅。这种承前启后的艺术特质，使其成为初唐律诗定型过程中的重要标本。
当暮色染透西桥的柳丝，崔融的马车已驶向南陌的尽头。那些被酒液浸润的诗句，那些在春风中消逝的年华，最终都化作洛阳城上空的一轮明月。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透过这八句五言，触摸到一个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他们既在宦海中沉浮，又在诗酒间超脱；既感叹时光易逝，又相信风月永恒。这种复杂的生命体验，正是唐诗最动人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