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第后赠试官
公子求贤未识真，欲将毛遂比常伦。
当时不及三千客，今日何如十九人。
公子寻求贤人却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想把毛遂与一般人作比较。当时公子身边没有三千食客，今日又有何人在十九人中呢？
唐代诗人高拯的《及第后赠试官》以二十八字道尽科举士人的复杂心境，在《全唐诗》中独树一帜。这首七言绝句既非对试官的谄媚之词，亦非传统科举诗的感恩范式，而是以毛遂自荐的典故为刃，剖开科举制度下人才选拔的深层矛盾。
首句"公子求贤未识真"直指试官识人之弊，将平原君求贤若渴却错失毛遂的典故，转化为对科举考官选拔标准的质疑。诗中"公子"既指历史上的平原君，更暗喻主持科举的试官群体。次句"欲将毛遂比常伦"以毛遂自荐为镜，将诗人自身比作被埋没的奇才，而"常伦"则暗讽科举中平庸之辈的泛滥。这种典故的转写并非简单复述，而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揭示出科举制度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普遍困境。
后两句"当时不及三千客，今日何如十九人"以数字构建强烈反差。"三千客"源自《史记》记载的平原君门客数量，象征科举场中万千士子竞逐的盛况；"十九人"则双关毛遂入选的随行人数与唐代进士录取名额的稀缺性。诗人通过这种对比，既展现科举竞争的残酷现实——唐代进士年均录取不过二三十人，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一；又以反问语气彰显自身脱颖而出的必然性。这种数字意象的运用，使抽象的科举制度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生存博弈。
诗中情感并非单向度的抱怨或自矜，而是呈现出复杂的二重性。一方面，"未识真"三字直指试官选拔的主观局限，暗含对往昔落第经历的不平；另一方面，"今日何如"的反问又透露出及第后的自信姿态。这种矛盾情感在唐代科举诗中极具代表性，如周匡物《及第后献座主》"一纵东越入西秦，十度闻莺不见春"以空间转换隐喻科举艰辛，顾非熊《送友人及第归苏州》"见君先得意，希我命还通"借友人及第反衬自身落寞，均体现出科举士人特有的心理褶皱。
该诗在文学史上具有双重意义。从形式层面看，其以七言绝句承载典故重构与数字隐喻的双重表达，语言凝练而意蕴丰厚。从文化层面看，"三千客"与"十九人"的意象组合成为科举文化的典型符号，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十九寓言谁省识"的化用，证明这一意象已超越具体作品，升华为对科举制度本质的文学诠释。作为《全唐诗》中唯一存世的高拯诗作，该诗更成为研究大历年间科举生态的重要文本。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唐代，士人心态往往游走于感恩与愤懑之间。高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毛遂自荐的典故为武器，既未陷入对试官的谄媚，亦未沉溺于落第的哀怨，而是在二十八字间构建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性思考。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文学表达，使该诗成为透视唐代科举文化的一扇独特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