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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欣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刑赏忠厚之至: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 哀矜(jīn)惩创:怜惜惩戒。 吁俞(xū yú):惊叹应答。俞,表示应允。 欢欣:和善也。 惨戚:悲哀也。 虞、夏、商、周之书:指《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皋陶(gāoyáo):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中国上古黄帝的长子少昊的后裔。 士:狱官也。 宥(yòu):宽恕,饶恕。 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方命圮(pǐ)族:违抗命令,毁害族类。方命,逆名也;圯,毁灭、断绝。 《书》:指《尚书》。以下引文出自《尚书·大诰》。 宁失不经:宁可犯不守成法办事的错误。经,成法。 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这样,奖赏的作用只落到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 疑:指赏罚不能确定。 《诗》:指《诗经》。以下引文出自《诗经·小雅·巧言》。 祉(zhǐ):福,引申为喜欢。 遄(chuán):快,迅速。 沮(jǔ):停止。 已乱:制止祸乱。 怒:指听到谗言发怒。 因其褒贬义:指根据《春秋》褒善贬恶的原则。

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馀,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馀,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 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 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赏析

本文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应礼部试而写的策论(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时刻,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人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经引发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先生“不尊奉”。尤其,欧阳修时代“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护,这是后世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 这篇策论的题目只是规定文章的内容,并不强求赞成或者否定,仅仅是要求对此问题发表高见。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著有《论法的精神》,上下两大册。《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很强,结构紧密而完整。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则是很成功的。因此此文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不足为怪。

赏析2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所作的一篇政论文,旨在探讨刑罚与赏赐应遵循的“忠厚”原则。文章通过对古代圣王治国理念的回顾和分析,提出了仁政思想的具体实践方式,体现了儒家“德主刑辅”的政治哲学。

1. 历史背景与主旨

苏轼写作此文时正值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治改革呼声渐高。苏轼借古喻今,通过对尧、舜、禹、汤、文、武等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进行总结,表达了他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呼吁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行忠厚之政。

2. 文本结构与内容分析

(1)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

文章开篇即列举了上古时期的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强调他们对百姓的深切关爱和忧患意识。这些圣王不仅赏善罚恶,还通过歌颂、哀矜等方式,表达对善行的鼓励和对恶行的警示,从而引导天下人向善。这一段落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为后文论述奠定了基础。

(2)周穆王时期的祥刑

接着,苏轼提到周穆王时期,虽然周道已经开始衰落,但穆王仍然能够以“祥刑”来治理国家。所谓“祥刑”,是指刑罚应当温和而有节制,既不滥施严刑峻法,也不姑息养奸。苏轼引用孔子的观点,认为这种刑罚方式值得肯定,因为它体现了“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的精神。

(3)皋陶与尧的故事

苏轼进一步引用了尧与皋陶的故事,说明即使在执法严格的情况下,统治者也应保持宽厚的态度。尧多次赦免犯人,表现出其宽仁的一面,而皋陶则坚持执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社会秩序。苏轼借此强调,真正的仁政并不意味着放纵罪恶,而是要在赏罚之间找到平衡,做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4)仁与义的辩证关系

文章接下来讨论了“仁”与“义”的关系。苏轼认为,过仁不失为君子,但过义则可能导致残忍。因此,赏罚之际应当倾向于仁厚,尤其是在存疑的情况下,更应从宽处理。这不仅是出于对人的尊重,也是为了引导社会风气向善。

(5)刑赏的方式

苏轼还指出,古代的赏赐并不依赖于爵禄,惩罚也不依赖于刀锯。他认为,真正的赏罚应当超越物质层面,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和道德层面。先王深知,仅仅依靠爵禄和刑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他们更注重通过仁爱和教化来引导人们向善。

3. 艺术特色

(1)引经据典

苏轼在文中广泛引用了《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文献,增强了文章的权威性和说服力。通过对这些经典的解读,他巧妙地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使读者更容易接受。

(2)对比手法

文章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如尧与皋陶、赏与罚、仁与义等,通过对比突出了作者主张的核心——“忠厚”。这种写法不仅使文章逻辑更加清晰,也增强了论证的力度。

(3)语言简洁有力

苏轼的文字简洁明快,言简意赅。尽管文章涉及许多历史典故和复杂的思想,但他用词精准,表达流畅,使得文章既有深度又易于理解。

4. 现实意义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忠厚之至”的思想,不仅适用于古代的社会治理,对于现代社会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在当代社会,如何在法治框架内实现公正、宽容的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苏轼倡导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原则,提醒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保持谨慎和仁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总之,《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一篇充满智慧和人文关怀的政治论文,它不仅反映了苏轼个人的政治理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