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外篇 卷十八
作者：刘知几
杂说下第九诸史六条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工缋事者，以丹青为主。至若错综乖所，分布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律善恶，寂蔑“灭”通。无睹。持论如是，其义靡闻。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
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原注：李充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垓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李百药《北齐书》。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代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旧连后段，非。
昔刘勰有云：“自卿、渊旧误作“云”。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文心》作“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
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诰。
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案《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一作“想”。太公。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一作“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此句一本有重句。 渭滨熟事，何人不知，以此判宋武，亦失平。更一作“又”。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原注：案王劭《齐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汉儿”，夫以献武音词未变胡俗，王、宋所载，其鄙甚多矣。周帝仍称之以华夏，则知其言不逮于齐远矣。而牛弘、作《周史》。王劭，作《齐志》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著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原注：《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则《三国志》之辞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耶？又案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宋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朱。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世称近史编语，原注：谓“言语”之“语”也。唯《周》多美辞。
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旧本此处连下条，非。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原注：谓太清以后。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原注：何之元《梁典》称议纳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嚣灭，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孙皓平。”夫汉、晋之君，事殊僭盗，梁主必不舍其谥号，呼以字名。此由须对话俪辞故也。又姚最《梁后略》称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孙，知复何恨。”夫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此由避平头上尾故也。又萧韶《太清记》曰：“温子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业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乏极，下伤人理。” 此皆语非简要，而徒积字成文，并由趋声对之为患也。或声从流靡，或语须偶对，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遵”，并非。“字名”旧作“姓名”，“皆语”旧作”语皆”，“趋声对”旧作“避声对”，今皆刊正。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面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夫晋、宋已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间笺疏款曲，诏策频烦。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俾礼容可识，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则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原注：江陵之去建业，地阔数千余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伪可见。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靖之敕。原注：北齐文宣帝将受魏禅，密撰锡让、劝进、断表文诏，入奏请署，一时顿尽。则知无复前后节文，等差降杀也。此注旧编在后注之下，误。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翦截浮辞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原注：晋、魏及宋，自创业后，称公王，即帝位，皆数十年间事也。夫功德日盛，稍进累迁，足验礼容不欺，揖逊无失。自齐、染已降，称公王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则于礼仪何有者哉？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旧木此处连下条，非。
夫以暴易暴，旧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旧衍“文”字。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懋，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
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原注：《隋史》每论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为“史臣”。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钩为轻。”其斯之谓矣！ 别传九条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案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聚麀之诮，起自昭公。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之所载，何其阙如！原注：《杂记》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嫔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嫔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刺。至于他篇，兹例甚众。故论楚也，则昭王当云平王。与秦穆同时；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原注：《列女传》曰：齐伤槐女，景公时人，谓晏子曰：昔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夫谓宋景为昔，即居其后矣。今粗举一二，其流可知。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旧本此处截条，非是。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谓苏代或讹作“氏”。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
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一作“因”。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持为指实，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嬴失节，目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仙。立一作“夫”。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扬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晒子长爱奇多杂，一作“新”，非。
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当云《羽猎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一作“议”。之矣。然则作“然而”用。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或作“主”。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问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士燮所产地，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刘昺所产地。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昺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知一误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
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一讹“汉”。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旧脱“汉”字，黄本补。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秘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苏代”至末四十七字，旧木作细书，其原文别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盖是两木互异之文，非注也。旧本此下连后条，郭本此处截。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者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蚿蛇相邻，鸴《庄子》作“学”。鸠笑而后言，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一衍“怪”字。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如此，何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凯撰《列女记》，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阙而不载。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长者哉若人也！一本下连《李陵集》，非。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一无“人”字。殆后来一脱“来”字。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旧本此二字误入“以焉”之下。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旧误作“传”。中，斯为谬矣。一本无此二句。 杂识十条夫自古旧有“之”字。学者，谈称一作“讲”。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一多“则”字。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一本此处截条。又一无“又”字。观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一作“遁”。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一本误会下条。
夫邹好长缨，齐珍紫眼，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一作“赘”，非。旒无绝。二句依郭本所定。旧本“挂”误作“蛙”，“旒”误作“缉”。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旧作“维”。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盖《易》之作也，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虽言则无愧，事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既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原注：谓严、李、郑、司马之徙。《太玄》、二字带笔。《玄》主数，不衡人。《法言》，恣加褒赏，虽内举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云参圣，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
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级。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一有“修”字。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游。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
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簿。“箔”通。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王本连下条。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一作“比”。也。后来君子，幸为详焉。
昔魏史二字有疑。称朱异二字亦恐误。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夫载笔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至于一作“如”。近代则不然。
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原注：如《陈书。阴铿传》云，有集五卷，其类是也。或著书才至一篇，原注：如《梁书。孝元纪》云，撰《同姓名人录》一卷，其类是也。莫不一一或作“一二”。列名，编诸传末。
原注：如《梁书。孝元纪》云，撰《研神记》；《陈书。姚察传》云，撰《西征记》、《辨茗酪记》、《后魏书。刘芳传》云，撰《周官音》、《礼记音》；《齐书。祖鸿勋传》云，撰《晋祠记》。凡此，书或一卷、两卷而已。自余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胜记，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一讳一不讳，笔误。到于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谢承《后汉》。有传。
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阙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其所一无“所”字。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殁后赠谥，若斯而已矣。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幺么恒一作“常”。事，曾何足观。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原注：《五史》谓《五代史》。通多此体。 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祀一作“嗣”。者一无“者”字。矣。
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原注：李充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垓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李百药《北齐书》。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代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旧连后段，非。
昔刘勰有云：“自卿、渊旧误作“云”。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文心》作“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
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诰。
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案《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一作“想”。太公。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一作“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此句一本有重句。 渭滨熟事，何人不知，以此判宋武，亦失平。更一作“又”。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原注：案王劭《齐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汉儿”，夫以献武音词未变胡俗，王、宋所载，其鄙甚多矣。周帝仍称之以华夏，则知其言不逮于齐远矣。而牛弘、作《周史》。王劭，作《齐志》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著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原注：《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则《三国志》之辞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耶？又案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宋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朱。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世称近史编语，原注：谓“言语”之“语”也。唯《周》多美辞。
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旧本此处连下条，非。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原注：谓太清以后。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原注：何之元《梁典》称议纳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嚣灭，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孙皓平。”夫汉、晋之君，事殊僭盗，梁主必不舍其谥号，呼以字名。此由须对话俪辞故也。又姚最《梁后略》称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孙，知复何恨。”夫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此由避平头上尾故也。又萧韶《太清记》曰：“温子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业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乏极，下伤人理。” 此皆语非简要，而徒积字成文，并由趋声对之为患也。或声从流靡，或语须偶对，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遵”，并非。“字名”旧作“姓名”，“皆语”旧作”语皆”，“趋声对”旧作“避声对”，今皆刊正。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面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夫晋、宋已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间笺疏款曲，诏策频烦。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俾礼容可识，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则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原注：江陵之去建业，地阔数千余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伪可见。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靖之敕。原注：北齐文宣帝将受魏禅，密撰锡让、劝进、断表文诏，入奏请署，一时顿尽。则知无复前后节文，等差降杀也。此注旧编在后注之下，误。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翦截浮辞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原注：晋、魏及宋，自创业后，称公王，即帝位，皆数十年间事也。夫功德日盛，稍进累迁，足验礼容不欺，揖逊无失。自齐、染已降，称公王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则于礼仪何有者哉？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旧木此处连下条，非。
夫以暴易暴，旧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旧衍“文”字。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懋，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
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原注：《隋史》每论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为“史臣”。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钩为轻。”其斯之谓矣！ 别传九条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案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聚麀之诮，起自昭公。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之所载，何其阙如！原注：《杂记》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嫔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嫔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刺。至于他篇，兹例甚众。故论楚也，则昭王当云平王。与秦穆同时；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原注：《列女传》曰：齐伤槐女，景公时人，谓晏子曰：昔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夫谓宋景为昔，即居其后矣。今粗举一二，其流可知。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旧本此处截条，非是。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谓苏代或讹作“氏”。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
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一作“因”。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持为指实，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嬴失节，目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仙。立一作“夫”。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扬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晒子长爱奇多杂，一作“新”，非。
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当云《羽猎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一作“议”。之矣。然则作“然而”用。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或作“主”。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问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士燮所产地，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刘昺所产地。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昺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知一误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
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一讹“汉”。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旧脱“汉”字，黄本补。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秘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苏代”至末四十七字，旧木作细书，其原文别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盖是两木互异之文，非注也。旧本此下连后条，郭本此处截。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者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蚿蛇相邻，鸴《庄子》作“学”。鸠笑而后言，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一衍“怪”字。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如此，何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凯撰《列女记》，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阙而不载。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长者哉若人也！一本下连《李陵集》，非。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一无“人”字。殆后来一脱“来”字。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旧本此二字误入“以焉”之下。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旧误作“传”。中，斯为谬矣。一本无此二句。 杂识十条夫自古旧有“之”字。学者，谈称一作“讲”。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一多“则”字。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一本此处截条。又一无“又”字。观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一作“遁”。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一本误会下条。
夫邹好长缨，齐珍紫眼，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一作“赘”，非。旒无绝。二句依郭本所定。旧本“挂”误作“蛙”，“旒”误作“缉”。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旧作“维”。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盖《易》之作也，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虽言则无愧，事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既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原注：谓严、李、郑、司马之徙。《太玄》、二字带笔。《玄》主数，不衡人。《法言》，恣加褒赏，虽内举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云参圣，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
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级。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一有“修”字。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游。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
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簿。“箔”通。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王本连下条。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一作“比”。也。后来君子，幸为详焉。
昔魏史二字有疑。称朱异二字亦恐误。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夫载笔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至于一作“如”。近代则不然。
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原注：如《陈书。阴铿传》云，有集五卷，其类是也。或著书才至一篇，原注：如《梁书。孝元纪》云，撰《同姓名人录》一卷，其类是也。莫不一一或作“一二”。列名，编诸传末。
原注：如《梁书。孝元纪》云，撰《研神记》；《陈书。姚察传》云，撰《西征记》、《辨茗酪记》、《后魏书。刘芳传》云，撰《周官音》、《礼记音》；《齐书。祖鸿勋传》云，撰《晋祠记》。凡此，书或一卷、两卷而已。自余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胜记，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一讳一不讳，笔误。到于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谢承《后汉》。有传。
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阙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其所一无“所”字。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殁后赠谥，若斯而已矣。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幺么恒一作“常”。事，曾何足观。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原注：《五史》谓《五代史》。通多此体。 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祀一作“嗣”。者一无“者”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