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辅黄图》三辅黄图校证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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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黄图》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仅称一卷。晁公武作三卷，陈振孙作二卷，今本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时所分析。清代各刻，皆依从之。原本有图，久经散失，如叙未央宫及沧池、冰池，皆引有“旧图曰”，昆明池引有“图曰”，王莽妻亿年陵引有“旧本曰”，皆其明证。
今本《黄图》，晁公武定为梁、陈间人所作，程大昌定为唐肃宗以后人所作。嗣后多依晁说，题为六朝无名氏作品。余则定今本为中唐以后人所作，注文更略在其后。
《黄图》一书在古籍中所引，始见于如淳《汉书》注。如淳为曹魏时人，则原书应成于东汉末曹魏初期。 由原本到今本，须分三个阶段。如淳、晋灼、张晏、孟康、臣瓒诸人，引用以注《汉书》，是第一阶段。《南方草木状》荔支条、《水经注》、《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所引，是第二阶段。中唐时期，用颜注增补，并加《西京杂记》、《拾遗记》等书，是第三阶段，与《元和郡县图志》文字相同尤多。经过各次之补缀，原书之成分存在者已属不多。今本与宋敏求、程大昌诸家所引均同，而与宋代《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所引尚有不同。至王应麟所见之本，分类亦有不同，是今本较唐时第二次补缀之本，又有散佚及差异。
余谓今本《黄图》为唐人补缀之理由：有引唐人书及坊名者，如长安九市引《郡国志》曰“西市在醴泉坊”是也；有引唐县名者，如“黄山宫在兴平县西三十里”是也；有唐人口气者，如“上林十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是也。
余谓今本《黄图》与额师古《汉书》注相同之处最多，是《黄图》用颜注而不是颜注引《黄图》。例如“宜春下苑在京城东南隅”，见《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颜注。京城，指唐代都城而言，为本书采用颜注之确证。今本序言，既乏汉魏醇古之气，又无六朝骈偶之体，亦似为唐人所撰。
此次校证以张宗样氏所校正者为底本。其校助有一部分采用张氏原校，在书中不再逐条引名。有一部分不同于张氏者，则取证于其他古籍。确定为传钞之误字者，如“鸳鸯殿”改为“鸳鸾殿”，“岁雨殿”改为“飞雨殿”之类。又原注用直行小字旁写，校文在每句之内，用小字双行写，并加墨框校字以别之。原文在每条之后，有时因条文过长，分作数段，以清眉目，并摭取汉铜器、砖[上辟下瓦]、瓦当各铭文，伸资实证。
西汉宫殿皆毁于王莽之乱，在东汉时班固已称为“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于父老”。余至秦二十年，于西京殿阁之遗址，陵墓之留存，屡加访问。观于汉宫发现之铜器，涂金镂银，工丽绝伦；出土之砖瓦，古朴厚重，坚致耐久。可以想见当时宫阙之嵯峨，楼现之耸峙，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建筑之技巧，具有高度之水平，因此有表彰之必要，并非夸张统治阶级之奢侈享乐也。
一九六五年六月四日即农历端阳节
陈直撰于西安之摹庐
清代孙星衍、庄逵吉等人或有校本及佚文辑本。本书仅就今本作校证，他书故未论及。 一九七九年五月
今本《黄图》，晁公武定为梁、陈间人所作，程大昌定为唐肃宗以后人所作。嗣后多依晁说，题为六朝无名氏作品。余则定今本为中唐以后人所作，注文更略在其后。
《黄图》一书在古籍中所引，始见于如淳《汉书》注。如淳为曹魏时人，则原书应成于东汉末曹魏初期。 由原本到今本，须分三个阶段。如淳、晋灼、张晏、孟康、臣瓒诸人，引用以注《汉书》，是第一阶段。《南方草木状》荔支条、《水经注》、《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所引，是第二阶段。中唐时期，用颜注增补，并加《西京杂记》、《拾遗记》等书，是第三阶段，与《元和郡县图志》文字相同尤多。经过各次之补缀，原书之成分存在者已属不多。今本与宋敏求、程大昌诸家所引均同，而与宋代《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所引尚有不同。至王应麟所见之本，分类亦有不同，是今本较唐时第二次补缀之本，又有散佚及差异。
余谓今本《黄图》为唐人补缀之理由：有引唐人书及坊名者，如长安九市引《郡国志》曰“西市在醴泉坊”是也；有引唐县名者，如“黄山宫在兴平县西三十里”是也；有唐人口气者，如“上林十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是也。
余谓今本《黄图》与额师古《汉书》注相同之处最多，是《黄图》用颜注而不是颜注引《黄图》。例如“宜春下苑在京城东南隅”，见《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颜注。京城，指唐代都城而言，为本书采用颜注之确证。今本序言，既乏汉魏醇古之气，又无六朝骈偶之体，亦似为唐人所撰。
此次校证以张宗样氏所校正者为底本。其校助有一部分采用张氏原校，在书中不再逐条引名。有一部分不同于张氏者，则取证于其他古籍。确定为传钞之误字者，如“鸳鸯殿”改为“鸳鸾殿”，“岁雨殿”改为“飞雨殿”之类。又原注用直行小字旁写，校文在每句之内，用小字双行写，并加墨框校字以别之。原文在每条之后，有时因条文过长，分作数段，以清眉目，并摭取汉铜器、砖[上辟下瓦]、瓦当各铭文，伸资实证。
西汉宫殿皆毁于王莽之乱，在东汉时班固已称为“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于父老”。余至秦二十年，于西京殿阁之遗址，陵墓之留存，屡加访问。观于汉宫发现之铜器，涂金镂银，工丽绝伦；出土之砖瓦，古朴厚重，坚致耐久。可以想见当时宫阙之嵯峨，楼现之耸峙，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建筑之技巧，具有高度之水平，因此有表彰之必要，并非夸张统治阶级之奢侈享乐也。
一九六五年六月四日即农历端阳节
陈直撰于西安之摹庐
清代孙星衍、庄逵吉等人或有校本及佚文辑本。本书仅就今本作校证，他书故未论及。 一九七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