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忠谱》后　记

李玉，字玄玉，江苏吴县人。他同吴地戏曲家结侣啸歌，因此别号“苏门啸侣”。关于他的材料较少，生卒年月都不易确定，只能大约推定他生卒年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左右到清康熙二六年（1677）以后。《剧说》记载：“玄玉系申相国家人，为申公子所抑，不得应科举，因著传奇以抒其愤。”吴伟业在《一笠庵北词广正九宫谱》的序里说他：“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连厄于有司。晚几得之，仍中副车。甲申以后绝意仕进，以十郎之才调，效耆卿之填词，所著传奇数十种。”从这些材料可见：他出身低贱，没有做过官，可能在申家从事戏曲工作。申时行死后，家乐流散，宾从纷离，李玉才脱离了束缚，到明崇桢末年，才考取了一名副榜举人。他深通音律，在明末崇桢间就写过《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即所谓“一、人、永、占”四种，入清以后又写了《麒麟阁》、《千钟录》、《太平钱》、《牛头山》、《眉山秀》、《两须眉》、《清忠谱》、《万里园》（以上皆见《古本戏曲从刊》）等，合计共为三十二种，在国内能见到的不到二十种。他还精于曲学。顺治末年，他曾在徐于室、钮少雅《北九宫谱》原稿基础上，补充元人杂剧、套数及明初南戏中的北词，编定《北词广正谱》十八卷，是至今较为完备的一部北曲曲谱。李玉还是个戏曲评论家，曾评过《玉簪记》，由书坊“宁致堂”刊印，称作“一笠庵评本”。他还在康熙六年所写的《南音三籁序》中，论述戏曲的演变得失，对明代戏曲的创作和选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清忠谱》是李玉的代表作。它写的是明代天启年间，以周顺昌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和以颜佩韦为代表的苏州人民，反对阉官魏忠贤擅权用事的斗争。剧本通过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歌颂了以周顺昌为首的东林党人坚持正义的斗争，歌颂了颜佩韦等下层市民的壮烈事迹，是一出反映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取得杰出成就的英雄悲剧。

周顺昌是剧本着力刻划的清官、忠臣形象。他清廉、刚直、嫉恶如仇。他虽被削职家居，对“国事日非，朝政渐去”，仍然忧思满怀；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倒行逆施，仍然坚持斗争。他生活清苦，不受馈赠，保持清廉自守的高风亮节。友人魏大中被逮，一般人避之惟恐不远，他却独自到江边送行，当面许婚嫌姻。在“骂像”一折里，写魏忠贤的党羽为魏建生祠，在欢庆落成时，他冲进去，毫不畏惧地指着魏忠贤的像大骂“豺狼满朝”，“鸱鸮满巢”，“只贻着臭名儿千秋笑”。“就逮”里，写他知道被捕后，毫无畏惧，也不以家人为念，从容地为人书写“小云栖”匾额，表现他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叱勘”折中写他面对魏党的万丈凶焰，不跪不拜，凛然屹立，直呼魏为阉狗、奸贼，痛斥他欺君害民、残害忠良的恶行。他愤怒地踢翻两桌，用枷杻殴击魏党爪牙。作品就是这样通过人物的言论行动，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一位刚毅果敢、大义凛然、忠贞不阿的悲剧英雄形象。

《清忠谱》还塑造了颜佩韦等下层市民的英雄典型。“书闹”一出写他听说岳，听到童贯杀害忠良，马上怒气冲天，踢翻桌子，初步表现了他爱憎分明的品质。“捕义”中写他见友人被逮，不仅不逃，还挺身而出，大叫：“这桩事是我做的事，何消拿得别人？”宁肯同当，不肯独走。甚至被害时还说：“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遗憾的是没有救得了周顺昌。作品还注意将他粗豪天真、藐视官府、讲求义气、敢作敢为等性格描写，和对苏州人民的反映联系起来，如他就义时，人民“怒气高千丈”，“乱纷纷万千人，流涕道旁”，并且赞扬他“侠肠一片”、“热血淋漓”、“义人千古”。作品在颂扬下层市民的壮烈牺牲的同时，还写了“义愤”、“闹诏”、“毁祠”等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群众斗争的场面，这是以往悲剧中很少见到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作品通过舞台形象所表现的思想还有值得指出的地方。如过分宣扬周顺昌、颜佩韦的忠义思想，把斗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没落王朝的皇帝身上。

记载本剧史实的，有《明史·周顺昌传》，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吴肃公《五人传》，以及《五人取义纪略》、《颂天胪笔》等。吴伟业在为本剧作序时也说：“逆案既布，以公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后来又改编为京剧《五人义》。

《清忠谱》有多种传本，抄本有周贻白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本、中国戏曲学院藏本等。刻本只有清顺治年间树滋堂刻本和《古本戏曲丛刊三集》的影印本。刻本题署“苏门啸侣李玉玄玉甫著，同里毕魏万后、叶时章雉斐、朱（白隺）素臣同编”。我们这里用的是《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改正了一些错别字。